專欄作家, 杜家駒

台灣快點走出青春期

18 四月 , 2017  

律師  杜家駒

中國民族性的最大問題是,因為早熟的政治哲學體系,使得科學線性的進步關無法深入人心。一種泱泱大國,祖上有德的世界觀更是深植於一般民眾的思想中。因此,常有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感嘆,認為回到過去的崇古守舊才是解決社會問題之良方。

但是在清末民初的一系列挫敗,亡國滅種的危機,使得中國人急於速成、想要吸收最先進的制度來恢復漢唐的榮光,因此有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有了亞洲第一個共產社會主義共和國。然而隨著制度的越來越新穎,國家卻越來越濟弱不振,導致知識分子的焦慮越來越多,因此面對政治文化思想,不求最好只求最新,只要新的觀念一出現,知識分子階層就急急忙忙地架枝過來。

諷刺的是,由於傳統的慣性,所以沉默的民眾一般是口中雖然不說,但是心中各行其是。因此,沈從文的文章中,我們發現,架接過來的民主制度下,是一群把議員當作大清官老爺的仕紳;從老舍的筆下,新中國的共產黨官員,跟民國資本家基本上殊無二致。

回到台灣,這個情況非但沒有解決,反倒越演越烈。任何學者想要爭取話語權,就是要毫不猶豫的最新越新更新,而一般民間社會反倒與這些最新越新更新漸行漸遠,導致耗費鉅資的學術研究,越來越與社會脫節,形成了兩套標準的斷裂。

因此,政客遊走其間,忽以進步面貌出現,連動物權都急於入法,竟是要成東亞第一進步之國;忽以傳統守護自居,因此八田乃民族英雄,1977乃幸福之國,總之越古越善,只是人心不古。

而在這種進步與保守的撕裂下,社會整體的反應是集體青春期越加明顯,充滿著躁動與矛盾。而展現在整體的文化上,台灣陷入一種 「不得消遣青少年」的氛圍。所有文化輿論都必須遵行一個原則,那就是青少年好棒棒,你們是最好的,所有的錯都是別人的錯。

只要違反這個定律,那就會被輿論無情的鞭打,這種對青少年的呵護,倒不是真的認為青少年有啥值得呵護的價值,而是因為整個社會對進步與傳統的游移不定以及矛盾重重所產生的逆反;在社會失去方向的時候,對青年人的縱容,其實也就是給自己的失敗找個藉口、找個出路。

這種社會青年化的狂熱能搞多久呢?能搞成什麼樣子呢?巴士底監獄的狂熱揭開了雅各賓的幽靈,直到全國被拿破崙拿去填了戰壕,這才冷靜了下來。慕尼嗨啤酒館的演講,引來了法西斯的振興,直到元首地堡的一聲槍響,這才走回了科學與理性的道路。天安門上的激昂熱情,也只有等到溫都爾汗的爆炸聲才使的社會冷靜下來。

這種發燒式的狂熱,除了燒盡一切變為灰燼之外,別無量法解決,但之後也只有科學教育能夠徹底的解決問題之根源。因此,不要寄望誰了,只有理性與科學的教育才能在未來萌芽,才能讓社會從青年高熱下的灰燼重生;而這個灰燼也就是我們這個世代的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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