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 杜家駒

將要來臨的後國民黨時代嗎?

3 九月 , 2017  

律師 杜家駒

台灣其實是一個陷在現代化陷阱中的一個社會,拼命地想要成為最現代的社會,但是卻一直困在原地。因此,社會上充滿著焦慮,所有最潮越潮更潮的說法,就成為社會上最關注的焦點,以及解決社會問題的良方,而最終,造成了只要跟現況相反的宣言,就會被吹捧成台灣的救世主,這就是著名的選舉鐘擺效應。

因此,在鄉土味十足的陳水扁總統之後,人民厭棄而歡天喜地的換上文質彬彬的馬英九總統;而馬英九數字掛帥被厭棄之後,又換上文青十足的蔡英文,沒人在乎每次輪替後背後亙古不變的裙帶資本主義的巨靈,只要台前的演員賣力演出不同的,進步的想像,就能四年加四年的更換不同品牌的鴉片,讓台灣人自我感覺良好。

而蔡英文政府路線的挫敗,也就是源自這種不努力解決社會問題,只努力解決運動口號的台式民主路線。而過去的經驗,其實對目前國民黨人來說,正是最大的精神鴉片,因為反正人民總是喜歡在兩個極端內擺盪,因此蔡英文民調的下跌,正代表2024年鐘擺會盪回到國民黨的高點,甚至幸運一點,台灣人民的耐性更少一點,2020就可以有機會了。

而對於這個經驗的無限信心,使得國民黨的安內攘外是非常重要的,並且,從泛藍的陣營來看,更小而堅定的僕從黨派,事實上並沒有論述能力去打破這個機制來爭去光譜的另一端,因此,國民黨作為藍色黨派的定海神針,不需要任何的努力就可以在2020順勢回歸,國民黨主席之位成為了重要也是唯一需要爭取的位置。

但是這種基於過去歷史的歸納是否仍能行得通呢?這反而是國民黨目前政治領袖沒有去思考的問題。過去20年的經驗可能在兩個方面發生變數:

1. 北京因素:

過去北京對台政策參考的是中英香港模式,也就是在外交上逼迫英國讓步,而在香港島內培植代理人團體來鼓動回歸風潮。但是香港模式在台灣首先遇到的挑戰就是美國不同於英國,和平讓步的機率很低;此外,香港模式證明了代理人團體在政治作用上其實是沒有太大效果,商人團體以及職業公務員團體才能帶來回歸時候的阻力降低,因此目前北京所培養接觸的對象已經從大範圍的泛藍瓦解成一個個小團體。這樣的轉變,使得過去民進黨=反中、國民黨=親中的兩個極端發生了斷裂,國民黨不見得就是光譜的另一端。

2. 島內因素:

看得比國民黨本身清楚的其實是柯文哲與新潮流,由於國民黨無法再壟斷光譜的極端,而民進黨是否由光譜的一端往中間移動,將中國問題剔除於台灣政治選擇之外,目前民進黨並沒有做成最後的路線決定。而這種曖昧性大可讓綠色候選人打扮成不同的面貌。

如果蔡英文持續地往深綠移動,將收編時代力量當作主要戰略目標,那麼,綠色方面可以推出另外一個,獲得北京某種程度背書的政治人物來對打,這種次譜系的人對於淺藍,甚至是陷於派系恩怨間的深藍,並不一定是不會支持的對象,尤其如果國民黨無法樹立一個吸引人的政治路線的時候,這種倒戈一擊,將會是國民黨致命的死穴。

因此,固然隨著鐘擺的擺動,政治的氣場會發生極端間的變化。但是在國民黨掉以輕心,苦無作為之際,那個相對於民進黨另一端的政治勢力,還會順理成章的是國民黨嗎?還是我們終將可以見到作為中華民國締造時的主要政治力量的消亡?不過,這種消忙倒不是國民黨路線的問題,反而是類似英國自由黨的消亡,黨雖然死了,但是路線是被保守黨與工黨分別繼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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