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 葉耀元

性別,不應該是判斷一個人的標準

3 六月 , 2016  

美國加州大學政治學講師 葉耀元

自蔡英文當選總統以來(或可以說自蔡英文參選總統開始),國內外以性別議題來批判她的聲音從來沒有停止過。有人認為她單身的處境,沒有家庭的牽掛,會導致政策極端化或以情緒化的態度來下決策(如《起底蔡英文》);或是使用帶有性別歧視的語言,來批評新政府或蔡英文本人的施政方針。這些言論本身都忽視了當代社會對兩性平權的基本要求,也在在的裸露評論者對於男性與女性在社會扮演角色的刻板印象。

性別平權的重要絕非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楚,講明白。過去傳統社會以及儒家文化把女性「物化」,認為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庸品;從傳統女性的家庭角色、冠夫姓、或是重男輕女的扶養與生育觀念即可觀其一二。

然而當我們從基本人權(人皆生而平等)的角度出發,無論男性女性,都享有平等的人權。雖然說在生物特徵上面,男性與女性存在可視的差異,但這些生物特徵並不應影響男性與女性的社會地位與處境。過去父權社會的建立是因為在勞力密集的農業社會中,相對而言較有勞動力的男性取得優勢,而女性則被視為孕育勞動力的工具(生更多男丁)。

就社會功能性來說,這樣的發展是可以預期,也可以被理解的(但絕對不代表是正確的)。當代工業化或是全球化的社會與過去勞力密集的農業社會相去遠矣;許多工作強調的不是物理性的勞動力,而是思考以及創新的能力。工業化早期的男女不平等的主因是過去不平等教育與對待的遺產,但台灣早已脫離了那段時光。是此,當我們仍然使用性別刻板印象來對女性下評論,這事實上代表著你是用原始農業社會的眼光來看到當代社會的脈絡。聽起來頗愚蠢的,沒錯吧?

筆者以為,一個社會的進步,重點就是要看該社會對男女平權的落實達到什麼程度。從這些批判蔡英文的言論來看,台灣社會似乎還沒有脫離70-80年代的傳統觀念。當社會存在有顯著的性別歧視之時,政府的介入則可以在短時間內達到顯著的效果。

這些介入方式可以分為經濟、社會、與政治三大面向。從經濟的角度來說,政府可以制定政策確保男女同工同酬(未達成)、或確保女性與男性在管理階層的名額相同(未達成)。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政府可以在教育中植入男女平權觀念(非常薄弱)、不刻意宣揚女性傳統的歧視角色(反其道而行)、或對性犯罪者嚴加撻伐並對受害者積極介入安撫(看看最近某大學的行為)。從政治的角度來談,政府可以保留女性的立委名額(未達成)、或致力達成男女內閣比例的平等(未達成)。

透過政府的積極介入,可以加速男女平權的落實,但台灣在這部分著實落後了一大截。用性別去對一個人做判斷,絕對是錯誤的,而政府在知道性別歧視的存在卻不加以介入,也是錯誤的。這個問題已經橫跨了數個政府;政府輪替似乎也沒有加以改善,看來筆者只能期許未來,而不知那個未來何時會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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