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例一休, 專欄作家, 王大師

蔡的勞基法與馬的證所稅

24 五月 , 2017  

王大師

台灣雖號稱有兩大政黨,但那是在統獨的分野上才有意義;在財經議題上,兩大黨皆屬右派團體,這可從馬英九的證所稅,以及蔡英文的一例一休政策演變上,看得淋漓盡致。

才立法不久的一例一休政策,在民進黨成功砍完勞工七天假後,最近又突然想動手對一例一休的相關條文動刀。民進黨籍21名立委稍早前舉行記者會,表示將提高每月加班上限,以及將加班時數改為核實計算。

搪塞的理由是拿勞工當背書,他們指出南部有很多勞工瘋狂想加班,但因卡在一例一休僵硬的加班制度,搞的業主寧願賠錢,也不願多擠出加班費,協助勞工賺額外收入。

先不問這些不想放假的勞工到底存不存在,這問題的癥結點,似乎應該在為何台灣勞工寧願不放假,反積極找加班機會賺錢。答案不複雜,就是本島的薪資結構過於壓抑,實質薪資卡在17年前所致。

因此,一例一休的問題,不在於政策本身,而是應該檢討,為何台灣勞工的薪資如此低迷。答案很清楚,就是兩黨的勞工政策,皆過於偏袒資方。他們會在政策的形塑,以及提供媒體的論述上,以右派的觀點切入。

因此不像南韓與歐美等成熟市場,會以籌組勞工組織的方式調配解方。台灣的兩黨政客,會將勞工政策的論述,以加班不靈活的藉口糊弄百姓。如果一例一休真傷到了勞工的加班權,為何主計總處卻透露出截然不同的訊息?

根據該處所統計的資料顯示,今年1至3月平均每人每月加班工時8小時,年增0.1小時;平均每人每月加班費則是1,685元,為歷年同期最高,年增10.42%,增幅為近7年新高,研判應是受到勞基法修正,休息日加班費加乘提高影響。

本人在很多議題上與蔡英文的政策相左,但在一例一休上,必須坦承徐國勇所說的「能量不滅定律」有其道理。不管兩黨政客與異議者如何批判,今年第一季的勞工加班時數確實有增加,也在加班費上達到歷年新高。因此沒有「勞工無法加班」的問題,收入也的確進入了口袋,否則就沒有1,685元的加班費。

蔡政府的問題在於,就算有了這史上最高的加班費後,為何勞工的實質薪資仍未改善?答案就是加班費佔經常性所得的比例仍少,且台灣偏資方的市場,會輕易讓慣老闆趁機提高物價,導致通貨膨脹啃蝕了實質薪資。

且同時間,兩黨再透過媒體操作「勞工都加不到班」的論述,逆轉一例一休中有關「做1算4、做5算8」的加班費計算機制,改為核實計算。倘若這個修法成真,那砍掉的七天假,是否能夠還回個兩天呢?

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因為台灣的兩大政黨都屬右派,否則民眾一度支持的證所稅,不會在馬英九的執政下,被同一批人給胎死腹中。上述還回兩天假的案例,在歐美與南韓的例子中,就很可能會實現,為什麼?

答案是這些國家都有強有力的勞工組織,協助勞工執行集體議價的功能。這個重擔不會只落在短視且大收政治獻金的立委身上,讓他們包裝所有的論述空間。

舉德國當例子,這個國家之所以能享有優越的出口競爭力,主要歸功於強而有力的工會組織。德國的「勞資集體談判」,是發生在產業與區域層面,而非公司層面。因此資方與工會談判時,能夠以更宏觀的角度評估。

德國的工會能夠忍受一時的低薪期,讓產業擁有高競爭力的國際生產成本。如此的作為有如買保險,勞工在產業歷經衰退期,願意犧牲一下自身的權益,等到景氣轉好時,產業再行調高薪資與其他福利回報。長期而言,雙方都是贏家,因為較低的初期工資,會漸漸轉成長期的高薪資報酬。

如果將德國案例放在台灣,倘若本島有龐大的工會幫勞工協商,此時就是要求業者幫勞工加薪的時刻,因為台灣的勞工已犧牲了17年的低薪環境,締造台灣嘆為觀止的4,300億美元外匯存底。如今景氣已回溫,股市也上了萬點,理應要讓薪資水準恢復到應有範圍才對。

但諷刺的是,台灣兩個右派政黨,沒在應培養工會時有所作為,持續壟斷勞工的議價權,一直到如今,還在吵一例一休的「僵硬加班」,看在先進國家眼中,台灣真是落後,而這些先進的國家,還包括南韓。

更可悲的是,再過一段時間回顧蔡的一例一休,很有可能被島上的資本大鱷,蹂躪成馬的證所稅。而這一段時間,最需要發聲的勞工,卻默默的躲在牆角,因為他們根本連正確的論述都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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