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 杜家駒

讀寓言講政治

1 六月 , 2016  

律師  杜家駒


從前有一個渝洲村,因為地處大山之中,以至於一直沒有很好的發展,後來村中的長老們決議要發展交通,讓村子發展起來。在規劃的過程中,長老們分成了兩派,一派認為要建鐵路,一派認為要發展公車,本來還相安無事,後來公車派佔了上風之後,宣稱渝洲村是天然公車,任何不要公車的就是不愛村子,要挫骨揚灰,而過去支持過鐵路的,那也是愛村子成分不足,鐵路不倒村子不會好,至於為什麼村子一定要公車不能用鐵路,兩者有什麼差異,那是沒人要去討論的。而村里一群聰明人組成的大學堂,理應說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吧,但是大學堂都認為這些問題太淺薄啦,要談談高深的父權宰制,去威權化的問題,所以一直在激烈討論,為啥司機要穿褲子不穿裙子,為啥是綠燈行紅燈停的問題。而至於村子裡到底要什麼資源可以跟隔壁村子交換,或是不論公車還是鐵路,他的機器系統要怎麼設計,村子裡面的人是既沒興趣也沒能力去討論呀。

一個國家,總有三個層次的問題可以討論,第一個是根本存在的問題,就是那些人是我們這一群人?也就是我們對於國家組成的基本想像。而台灣可惜的在於,在這個點上其實沒有人要認真討論,大家只想很快地標籤化,把自己的論點當成宇宙真理而標籤化對方是不愛台灣。但是事實上,這個根本問題其實是可以理性分析討論的。而只有偷懶的政客與人民,才會不去思考這個問題而懶惰的以血緣來建構國家存在的基本問題。第二層次是符號的問題,也就是用那些裝飾藝術來點綴這個國家,例如開車要靠左邊或是右邊,學生到底要不要穿制服等等之類的。這類議題討論起來多可辯個頭頭是道,但是實際上那是受到下層建築所影響的飄渺議題,與其說是重要議題,不如說只是傳統的趣味而已。第三層則是知與能的問題,也就是這個社會能夠知道哪些事情又能做到那些事情。在馬克斯的理論中,知與能的問題是屬於下層建築,而下層建築終究會影響法律文化等地上層建築。

不過其實歷史上的教訓是,因為下層建築是個硬學術,很難有跳躍式的發展與進步,人類歷史上稱得上生產方式革命的也不過四次,因此大部分人類的智力都用在可以短期獲得利益,吸引他人眼球的上層建築之上。也因此,台灣雖然號稱有高素質的人力,但是這些金頭腦卻甚少投入到底層建築的建設之上,而在國家基本存在的問題上,又已經決定偷懶的血緣標籤化,任何進一步討論的企圖就被打到不愛台灣的恥辱柱上,失去了理性論辯的可能。也因此造成最終的討論,就集中在符號學之上,所以要不要穿制服之類的符號學討論就變成了台灣最重要的議題,佔用了大部分的資源,但是從歷史與經濟的發展上來看,符號學的討論及使用上了在豐富的詞彙,像是啥去脈絡,溫暖而有人性的社會之類,終究只是空談國是而於事無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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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福伸

    教育,價值觀才是背後的意義所要注意的,只會看到表面的現象,知道什麼叫短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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