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作家, 葉耀元

台灣民主的困境

10 2 月 , 2017  

美國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葉耀元

根據最新一期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評估,台灣在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與公民自由(Civil Rights)這兩個指標上面,都取得最高分(分數量表為1-7,1分最高、7分最低);並且在綜合指標上,台灣獲得91分(滿分為100)。與其他東亞民主國家相比較之下,台灣只輸給日本(96分),略高於南韓(82分)與蒙古(85分),甚至高於美國的89分。

種種跡象皆顯示,台灣自90年代民主化以來,已漸漸完備民主鞏固的程序,並超越其他同時期民主化的國家。但這些指標是否真的代表台灣民主沒有顯著個漏洞呢?答案絕對是否定的。

就筆者觀之,台灣民主有數個大問題:

其一,台灣民主化並非如其他非洲或是拉丁美洲國家般,藉由推翻前朝的極權政權進而創造一個新興政府。台灣的民主轉型程序,是透過威權政府對國家進行改造,進而開放民主選舉與保障人民自由。這類型從上至下(Top-Down)的民主改革所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就是檢討過去的威權政體,平復那些在威權政治下所被迫害的受害者,以完備轉型正義。

然而核心的問題在於,台灣的轉型正義往往只強調「硬體」面,而不從「軟體」面上著手。所謂的硬體,指的就是那些如「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和平紀念碑」、「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或最近所成立的「行政院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及「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等政府所設立的組織或紀念性的設施來檢討過去的威權體制,並對受害者家屬進行賠償與平反。

而所謂的軟體面,則是指在教育以及民眾認知上面,對過去威權體制進行全面的批判。這部分在台灣一直以來都窒礙難行,因為其中牽扯到很多透過威權體制所得利的既得利益者,以及部分民眾對國民政府以及國民黨的「愛恨交錯」。在民主化之後,這些既得利益者往往都已然成為社會的中堅,以資本家或是政府官員等的面貌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者舉足輕重的角色;顯而易見的,這些人自然不希望這把火最後會燒到他們頭上來,也自然不希望轉型政治的層面擴大。

另一部分,對台灣人來說,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也是台灣經濟奇蹟的創造者(當然把台灣經濟奇蹟完全歸功於國民黨政府實為誇大其實,但他們所受到的教育與所接受的資訊,已然讓這些人把這種概念與歷史觀內化在其心中),雖然自身的自由權力遭到剝奪打壓,但至少不能說國民黨政府就只是個壞人啊!除此之外,儒家與傳統主義的社會階級觀與長幼有序的論述,更限縮了人們反省過去的能力。

某種程度來說,台灣與日本面臨同樣的問題。日本雖然作為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但卻不願意面對戰爭中所衍生的暴力行徑(無論是慰安婦或是中國的南京大屠殺等事件),並試圖隱瞞歷史真相。正因為如此,民眾對過去歷史的解讀,也自然產生了截然不同的觀點,進而產生了為數不少的極右派團體。相比之下,德國將二次大戰的犯行,深深刻印在日常生活與教育體制中,以避免同樣的錯誤再次發生。

是此,台灣要超越過去威權體制的餘毒,必定得根本性的反省過去的歷史。這不代表著台灣必須或應該進行去中國化的過程,反過來說,應當是對台灣過去的移民歷史,與對應不同政府與時代之間所產生的認同與文化矛盾,進行全面的理解。否則,台灣人終究無法發展一套完備的歷史認同,也難以建立起一套多數人願意皈依的國族意識。

其次,台灣的政黨發展長年以來持續圍繞在所謂的「統獨議題」上琢磨。簡單來說,區別兩大政黨的主要方式,就是該政黨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也正因為如此,多數重大的社會議題,常常都會被延擱並難以進入政策討論的空間。統獨問題已經困擾著台灣的政黨政治超過30個年頭,而一般民主國家所強調的「左右」政治,在台灣往往難以被體現。國民黨與民進黨自身都存在著左派與右派的派系,雖然說就整體觀之,民進黨的聲音較貼近左派的需求,但往往在獲得政治權力後,被資本家影響其決策空間。

筆者當然不是在強調兩岸議題/統獨議題不重要,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主權問題的確是台灣在國際社會上所必須面臨的最大挑戰。但台灣不應該讓統獨問題壟斷了所有的議題空間,致使那些社會底層的聲音,那些的民生經濟問題,無法被傳遞到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兩大政黨都應該因應社會脈絡,更進一步去對國家的經濟政策進行更深刻的討論,而不是像現在的立法院,反對黨總是為反而反,但卻又常常無法提出一個更實際並貼近民心的經濟政策。

政黨常態化(左右化),絕對是政治人物以及政黨領袖必須要考慮的一條道路。沒有左派政黨與右派政黨的抗衡,台灣社會底層的薪資問題終究無法得到改善。現階段的勞資對立往往都只能透過企業與工會之間的相互協商,但無法達成任何顯著的改善。政黨的介入,絕對可以創造新的局勢。

最後,延續上一個問題,台灣民主必須要跨越的鴻溝,就是如何消弭藍綠之間無謂的對立。意識形態與政治理念的差異所產生的衝突是在所難免的,但一般民眾往往習慣用有色的眼鏡(如統獨議題)去簡化兩大政營之間的所有差異。當然這種運用「訊息捷徑」(Heuristic Cues)來做政治判斷的過程,古今中外比比皆是。

但問題的核心並不是哪種議題在分割社會,而是當民眾過度的運用訊息捷徑來區分敵我,必然會進一步加深社會對立,破壞任何可能的理性討論空間。是此,當社會大眾可以拋下有色眼鏡,放棄使用單純的訊息捷徑來做判斷,並透過理性去周詳的思考社會議題,台灣才有可能可以進化到一個互相接納的多元社會。

雖然台灣的民主程度已遠遠把世界上多數國家拋之在後,但這不代表我們的民主已達完美境界。許多問題仍然有待民眾、政黨與政府之間的相互合作,才能創造更完善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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