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 杜家駒
現在對司法體系最大的新聞就是司法改革，但是司法為什麼要改革，又要怎麼改呢？首先，任何一個國家權力機關，最基本的要務就是獲取社會的信賴，當社會認為聽從這個權力機關的決定是對的是好的，那麼，這個權力機關的作為才會對社會有正向的影響。因此，美國人雖然對行政機關沒這麼信任，但是普遍認為司法會值得信賴找回公義，而這種信賴感才是如果真的要司法改革的話，所須念茲在茲的理由與目標。
過去歐西各國講三權分立，就是希望在人民普遍不信任的行政權外，獨立有一個會受信任的司法權來做定糾解紛的工作，然而僅僅是司法獨立就會產生這種信賴感嗎？台灣過去認為國民黨把持法院因此對司法的信任度不高，然而在解嚴與政黨輪替之後，法院基本上獨立性很高，但是為何司法的信任度卻一直無法提升呢？我們就發現，除了司法獨立之外，司法講理也是增進司法信任度非常必要的一個因素。
從理論上來說，法院大致是判定輸贏，因此輸的一方對法院的觀感會不好，所以滿意度不會超過50%太多。然而隨著心理學的研究，會發現在裁判時，如果勝訴的一方發現自己胡扯亂蓋也可以騙過法院得到勝訴判決，此時連贏的一方也會對法院的滿意度不高，並且會牽連讓輸的一方更認為法院是不公平的。所以，法院如何講理，杜絕當事人之一方可以騙過法院其實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了。
因此，在制度的改革之上，最重要的就是對於司法系統說理清楚的義務。尤其在有前案的情況下，司法系統更有說明做出不同判斷的堅實理由，以杜絕社會對於司法判決的不信賴感，也就是法學理論對於「法安定性」其實是台灣在司法改革中最需要注意的問題。以最近沸沸揚揚的馬總統洩密案來說，檢察官認為：「。。。馬英九明知總統、行政院院長對檢察官實施偵查並無指揮監督之權，檢查總長並無向行政院院長報告偵查中刑事個案之義務，。。。」，但同樣的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在張副主任委員洩密案中則指稱：「至陳姓及李姓友人則分別長期擔任被告張顯耀之司機或私人助理，彼此之間即存有委任關係，對於被告張顯耀指派之事項內容仍有保密義務，故被告張顯耀之司機或私人助理對於張顯耀所要求協助撰擬報告、繕打張顯耀草稿或口述報告、聯繫紀要或會談重點，因而儲存於該司機或助理之個人筆電及隨身碟，報告完成後交付予張顯耀，自應視為被告張顯耀之執行事務之輔助人員，渠等之作為係為協助達成張顯耀在工作上之任務。」那為何對私人助理就可以交付洩露，而對行政院長竟不能洩露？這種判斷上的不一致，就必須詳細說明其差距以及背後之理由。否則，對於社會而言，不免就會造成對司法錯誤的印象，認為司法權對於案件是看當事人之背景而有彈性的。
甚至，起訴書中認為關說司法是「國會自律」，與「增進公共利益」沒有關聯，因此不在總統職權範圍內，屬於「無故」洩漏。因此對於總統是採「法定職權說」然而在對陳總統的起訴書中卻又採取「實質影響力說」，總統有權並有可能對於任何國家行為進行干涉，故構成違背職務收賄罪。這種標準的游移，到底其考量與理由何在，很可惜也未見檢察官清楚論述，而這種未明確說理，不將前案與本案的差異說清楚講明白，對於司法威信的傷害，其實要比是否採陪審制還是觀審制、檢察官是否司法官等等問題要來的關鍵的多。因此，與其打高空的講人民參與審判或是司法透明等等，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司法必須清楚說明其不適用前案的原因呀，並減少當事人可以不附證據的用胡說八道來換取勝訴，這樣才有可能找回社會對司法的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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