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國旗的弔詭思維

24 八月 , 2017  

社會觀察與自由作家  黃映溓

2017年世大運在台北市揭開序幕,位於林口的世大運選手村,各國選手高高掛起自家國旗,惟獨台灣囿於奧會模式,只能懸掛奧會會旗。選手村周邊居民主動發起懸掛國旗運動,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海飄揚家戶陽台,瞬間讓全世界140個國家代表團的選手們真正「看見台灣」,令國人內心悸動不已!

世大運素有「小奧運會」之稱,台灣做為世大運的主辦國家跟城市,理應趁機行銷宣傳,讓國際看見台灣,彰顯中華民國的尊嚴與主權。

曾幾何時,中華民國這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竟然成為政客掩飾台獨本質的護身符!民進黨從來就不承認中華民國,每每在公開場合,民進黨從政黨員不唱國歌,不向國旗敬禮,中華民國105年雙十國慶典禮,前總統府資政、獨派大老辜寬敏在全體合唱國歌時,不僅未起立,更拒向國旗敬禮,身為中華民國總統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曾經公開指謫中華民國是流亡政府,所提名的大法官、考試委員,深具獨派色彩,公開表態不認同中華民國,令人喟然興嘆。

由於兩岸情勢詭譎多變,長期以來,台灣無法躋身國際社會舞台,不能參與國際組織,包括運動競技賽事的國際場合,也只能退而求其次使用會旗,全世界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如同台灣內部對於國家認同這般紛歧錯亂,中華民國的國格尊嚴安在?

連日來,網路媒體瘋傳林口世大運選手村周邊中華民國國旗旗海飄揚的畫面,看到這幕景像,不禁讓人懷念起多年前費玉清主唱的《中華民國頌》,以及伍思凱主唱的《愛到最高點》,在那個台灣處於風雨飄搖的大時代裡,國人紛紛把國旗貼紙貼在書包、衣服胸口上,對青天白日滿地紅這面中華民國國旗的孺慕之情,彼此的認同感都是一致的,國旗凝聚國人的情感,堅定同胞的信心,讓人民鬥志昂揚,這是台灣人民共同的驕傲與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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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朱明琥

    如果是住戶自動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就代表中華民國還有救!

  • Michk99

    Wonderful!

    小時候這些東西有的時候會看到,

    但是搞不懂,

    長大了以後,

    有各種網際網路討論論壇,

    也開始有專門研究這些東西的人發表了 言論,

    對當時的事情做了一些回顧與檢討,

    我這才搞清楚到底當時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最近正在準備的一個考試有考國文,

    所以也就趁這個機會好好的看了一下,

    如果有看到這個東西的朋友,

    有興趣就看,

    沒有興趣的,

    不用看也沒關係。

    目前我在想的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

    從今天開始算的20年以後,

    會不會開始講這一套?

    不曉得那一天,

    我還有沒有活在這個世界上,

    看一看到最後發展的怎麼樣?

    呵呵!

    https://read01.com/BonJL.html#.WaQhKHN-XqA

    徐復觀與港台知識分子群

    1949年大陸易鼎之際,是熊十力與弟子徐復觀通信最為頻繁的時期。對於赴台的提議,熊認為台灣估計也難保全,自己年老體弱,膝下又有兩個女兒,"何必多此一行?"這位新儒家開山祖師,對國民黨和新政權均無好感,決定乾脆固守原地:"苟全性命時,看看世事浮雲蒼狗之變。如義不容苟全,則亦自了而已。"

    在信中,熊十力提醒弟子,自己當初為什麼要把他的名字從"佛觀"改為"復觀"。因為佛家"於宇宙萬象作空觀而已",缺乏裁成天地、開物成務的進取精神,與社會了無交涉。復觀一詞則來自《周易》,乃"復其見天地心"也"今大地眾生,方顛倒以趨於剝,吾夏人尤剝極,其忍不思復乎?"熊認為儒家要想在海外發揚光大,決不可排斥西方學術而走返古之途:"今欲崛起,不可效老輩經師或理學家,必於西洋科學、哲學有基礎者,方可進而研儒佛,以系統之理論發揮,否則人不視為學。"

    與唐君毅、牟宗三兩人的純學院背景不同,徐復觀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九一八事變後回國從軍,曾在娘子關、武漢參加對日作戰。後轉而進入國民政府決策層,一度是蔣介石的核心幕僚之一。1944年在重慶勉仁書院與熊十力的會面,是他棄政從文的轉折點。當時窮困潦倒的熊十力,面對"高官"徐復觀的來訪,不但沒表現出絲毫人情世故,而且還"以他自己人格的全力量,直接薄迫於對方,使對方的人情世故,亦皆被剝落得乾乾淨淨……激昂感奮,開啟出生命的新機。"共二十六冊的《徐復觀全集》,大多是四十六歲離開大陸後所作,可以說就是這種人格薄迫的結果。

    徐在海外,遵熊十力之教誨,以輔成萬物的精神,致力於將散落、零碎的儒家思想體系化。同時,積極在公共空間中發聲,辦學辦刊物。而後一點,正是港台第二代新儒家與大陸第一代新儒家的顯著區別。以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為代表的第一代,大多專心沉潛學術,甚少在報刊上論政辯學,基本不談國是。但第二代新儒家到港台後,既有唐君毅與錢穆共同創辦新亞書院,延續中國文化命脈於舉目無親之地;又有徐復觀在香港創辦《民主評論》,為新儒家擴大聲勢。學問事功,二輪並行。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變化?主要是歷史情境的轉折。第一代新儒家活動時,五四運動餘波未泯,儒家被斥為專制政治的維護者,中國落後的總根源,"人們由於對於現實政治的不滿,很容易不深究其所以然之故,而遷怒到中國文化身上。"袁世凱洪憲帝制立儒教,更是使儒家坐實了幫凶之名,這時根本不存在理性評價儒家的可能。但離開大陸後,知識分子們卻失望地發現,在引進德先生、賽先生,並打倒"孔家店"近三十多年後,結果卻是國民黨法西斯化。這一巨大反差,使重估五四運動和中國傳統文化的心理條件漸漸成熟。

    知識分子"在九死一生中流亡海外,這應該是政治上大反省的時候,也是文化思想上大反省的時候。"1949年5月和7月,在香港和台灣分別創立了兩種重要刊物:《民主評論》與《自由中國》。前者除了創辦人徐復觀外,主要人士是錢穆、牟宗三、唐君毅、勞思光等,談中國傳統文化較多,可視為海外新儒家的核心刊物。後者則以雷震、胡適、殷海光、戴杜衡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代表,談西方自由民主較多,可視為五四傳統的餘緒。

    徐復觀回憶這短暫的蜜月期道:"當時大家的目的,好像不僅在於辦一個刊物,而在展開一個自由中國的運動,參加的人很多……我們對於此一運動的將來,都抱著歡欣鼓舞的情緒;一般朋友,兩邊都寫文章,似乎並沒有意識到這是文化上的兩個壁壘。"分道揚鑣的原因是,《民主評論》主張中國文化的復興與民主政治不但並行不悖,還能相互汲取有益的養分;《自由中國》則反感傳統文化,覺得西方民主之花移植到中國的泥土上,便免不了會凋謝枯萎,所以傾向於否定儒學。

    學理的分歧,摻雜了意氣和血氣,最終難以收場。很多時候,真理都不是"越辯越明"的,短兵相接式的一對一論戰,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只能讓保守的越辯越保守,激進的越辯越激進。最典型的就是錢穆和胡適。錢穆在1950年悍然提出,中國傳統政治根本就不是專制,因為科舉制已經把平民階層中的優秀分子不斷吸收到政府中,由平民組成的政府,怎麼能叫專制呢?而胡適則在東海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道:"中國文化沒有價值,不要聽徐復觀、牟宗三兩頑固派的話……包小腳的文化,是什麼文化?你們講中國文化,只是被政治的反動分子利用。儒家對中國影響,不過千分之一,有什麼值得講?"

    面對這種情況,徐復觀陷入兩線作戰中,一方面批評錢穆良知的迷惘:"假史學之名,以期達到維護專制之實的言論,對在生死邊緣掙扎的十億人民所發出的沉痛的呼聲,潑上一盆涼水。"另一方面則批評胡適自到台灣後,在學問上便走回頭路:"既不敢明目張胆以高唱自由民主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又不能拿出學問來維持自己的地位,只好回到打倒孔家店的老路上去。"而徐復觀自己的觀點,毋寧說是兩者之間的"中"的政治路線,其思想集中體現在《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及其歷史的命運》、《儒家政治思想的構造及其轉進》、《儒家對中國歷史運命掙扎之一例――西漢政治與董仲舒》等幾篇長文中。

    徐復觀以壯士斷腕的勇氣,大大方方承認,儒家民為本,君為輕的思想"儘管可以為真正的民主主義奠定思想的根基,然中國本身畢竟不曾出現民主政治,而民主政治卻才是人類政治發展的正規和坦途。"從孔孟、董仲舒、轅固、眭弘、朱熹到黃宗羲、王夫之、唐甄,儒家一直試圖限制君權、澄清政治,他們談井田、談明堂、談選舉、談學校、談行己有恥,所祈向的方向與西方自由民主並無牴牾。儒學不是專制的護身符,只不過是被專制政治壓歪了罷了,結果便是它"在歷史上只有減輕暴君污吏的毒素的作用,只能為人類的和平幸福描畫出一個真切的遠景,但並不曾真正解決暴君污吏的問題,更不能逃出一治一亂的歷史上的循環悲劇。"

    出現這種局面的客觀原因,在於中國沒有經歷過希臘式的城邦國家,羅馬式的自然法實踐,中世紀神權與政權的分庭抗禮,民主、法治的政治形態,在歐洲有著清晰的歷史記憶,但在中國卻只有"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類的含糊記載,儒家隱約記得遠古曾有一個"大同"之世,至於其具體情況卻說不清道不明。其次,作為一個幅員遼闊、地形複雜的帝國,在現代交通和通訊設備發明之前,根本不可能像全境有發達運河系統、面積僅如中國小型省的英格蘭那樣,先在各地投票選舉議員,再集中到首都論事。總之二十世紀以前,代議民主制在中國既想不到,也做不到。

    針對實際情況,儒家不得不棄"大同"而取"小康",沿用了西周"尊尊、親親、賢賢"並行的做法:王室世襲,以維持秩序;官員則不世襲,以察舉或科舉制不斷選拔優秀士人。王國維《殷周制度論》中對這一制度的效用做了精彩闡釋:"蓋天子諸侯者,有土之君也。有土之君,不傳子,不立嫡,則無以彌天下之爭。卿大夫士者,圖事之臣也,不任賢,無以治天下事。"

    為防止前者演變為暴君,後者演變為污吏,儒家將德治主義確立為政治思想的最高原則,即《左傳》中所說的:"太上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儒家道德主義的特點在於,它是一種"內發"的、"自本自根"而無待於外的道德,徐復觀稱之為"人格主義底人文宗教"。它注重"自力"而非"外力","我欲仁,斯仁至矣",未考慮過藉助外來的上帝、法或國家的力量,反而視其為對人本主義的不信任。

    但問題在於,大部分人其實都是自私自利的,所以這種道德主義,最終只能成就少數自拔擢於污泥的曠世大儒,"使漫漫長夜中猶見一炬之明,以維繫人道之不絕";但卻不能成就多數人,更無法造就一大批基本能遵紀守法之公民。再加上劣幣驅逐良幣作用,歷史上實際在位的儒生,往往是叔孫通、公孫弘之類曲學阿世之輩,結果給人留下儒家就是專制幫凶的壞印像。所以徐復觀斷言,單靠中國文化,"並不能轉換中國的歷史條件","只能寄望一治一亂的循環,並不能解開中國歷史的死結。"

    待到近代中西全面接觸後,中國才迎來歷史轉機,因為西方的科學民主"一方面可以把中國文化精神從主觀狀態中迎接出來,使道德客觀化而為法治";另一方面"提供我們以新的生活條件與方法,使我們可以解決兩千年久懸不決的問題。"同時,儒家的"仁",反過來亦可對西方的極端個人主義、貧富差距等弊端起到彌補作用,發揮出民主政治更高的價值,"儒家德與禮的思想,正可把由勢逼成的公與不爭推上到道德的自覺。民主主義至此才真正有其根基。"

    到了這一步,可看出經徐復觀的批判性轉化後,新儒家和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到六十年代末其實已經日益趨同,只是當年那場大動肝火的筆戰留下的芥蒂暫時還難以平復罷了。最終和解的契機,是1967年《自由中國》主將殷海光罹患胃癌的變故。原本與他交惡的徐復觀得知後,立即託人送去三千醫藥費,並多次與他促膝長談。兩年後,殷海光向徐敞開心扉:"先生為光時常提到所厭惡的人物,但亦為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這種矛盾,正是不同的生命火花激盪而成。"

    受徐復觀的影響,纏綿病榻兩年多的殷海光最終領悟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最大區別,就是重生命體驗甚於抽象知識,所以不能憑四個人的觀念去把握:一是達爾文的進化觀念,二是康德的超驗觀念,三是黑格爾的體系哲學,四是馬克思主義。因為"中國文化不是進化而是演化,是在患難中的積累,積累得那樣深厚,我現在才發現,我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希望再活十五年,為中國文化盡力。"但說完這席話後,他的生命便僅存最後一周了。

    蒙文通曾言,戰國末年儒家法夏法殷,其實就是融匯墨法。同理,民國六十年前後,以徐復觀、牟宗三、唐君毅為代表的新儒家第二代,其實已經基本完成了援自由主義之菁華入儒的歷史任務。同時,港台自由主義者也從一開始的極端排斥,到逐漸接受新儒學,並因而更接近英國古典自由主義的原義――無論洛克(JohnLocke)、穆勒(J.S.Mill),或是柏克(EdmundBurke)及阿克頓(LordAc-ton),都認為推進民主自由,須以尊重和改進,而不是以毀滅傳統為基礎。港台知識分子群體中兩大陣營的相互認可,終於讓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保守的中國文化復興派和西化的歐美自由派二川之激盪沸騰,放乎東海而波瀾以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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