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馬英九難題(Ma’s Grand Question)

2 六月 , 2016  

學術工作者    黃靖麟博士

2016台灣的民主再次勝利,展現在第三次成功的政黨輪替。新政府上台之時,正是反思馬前總統英九之八年施政最佳時機,也可作為新政府的借鏡。

前朝政府國發會,於5月20日政府交接前就馬英九政府時期之治安改善、交通建設、推動觀光、兩岸交流、農村再生等13項議題進行調查,調查發現最重要的成就在「活絡外交」有74.8%以上的人滿意,而「九二共識下的兩岸交流」也有高達53%的群眾表達肯定。若此為真,那以反對兩岸服貿之太陽花學運,並以此新興政黨之「時代力量」又從何而來?這簡直可稱為「馬英九的難題」(Ma’s Grand Question),即:表現最優異的外交與兩岸政策,卻成了國民黨失敗的主因。

此難題,讓我想到在科技史學中著名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李氏為英國劍橋大學專攻科技史的學者,早在1930就發現一個有趣的問題,即:「縱然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卻沒有讓科學與工業革命在中國發生?」這有諸多的探討與解釋,李氏認為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解釋是「官僚體制」的兩個效應,其「正面效應」在於透過科舉制度,得以選拔大量人才,使管理井然有序;其「負面效應」在於新觀念很難被社會接受。換句話說,科舉制度不考這些新玩意,聰明的學者自然不往這個方向鑽研,科學技術自然不受重視,並在19世紀末深受列強侵略之苦,迄今仍期望能「超英趕美」,成為科技大國。

馬英九難題與此相同,活絡外交與九二共識下兩岸交流,正面效應穩定了兩岸與國際關係,大陸因此對台灣讓利應有利於經貿發展,惟成果仍然不佳;故其負面效應卻成了經濟發展不佳的「原因」,更在政黨競爭的過程當中,被指為賣台政策,國民黨又無法有效論述與辯護,自無法獲得社會共鳴。馬英九競選時期的「633」與「黃金十年」等兩政見,全面跳票。

以馬執政2008-2015的經濟表現進行比較,全球該時期平均有3.2%經濟成長率,但是我國平均僅為2.81%,在四小龍中略高於香港的2.64%;出口成長率只有2.84%居四小龍之末、失業率為4.47%居四小龍之冠、薪資成長率只有0.04%、平均投資率成長0.52%、民間消費成長1.87%。此外過去八年外資來台每年平均為50億美元,可是對外投資卻高達158億美元,其中的103億更投資在大陸,因此國內投資動能不足,附隨便是失業率與薪資下降。同時間,中高階人才也隨資金與市場機會前進大陸,這更讓許多企業聘不到所需人才,馬總統經濟政見,不跳票都難。

經濟不振且對大陸投資過高,引發了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是社會民怨的集體出口,將「失業率」與「薪資不佳」怪罪在國民黨的兩岸政策。2016總統選舉時,黃安檢舉同為藝人的周子瑜舉國旗的自我介紹,是一種台獨行為,韓國經紀公司顧慮大陸市場要求周氏公開道歉,旋即引發軒然大波,社會主流聲音幾乎一致指責這是國民黨兩岸政策失衡之故,並為民進黨奠下大勝的基礎,經調查有11.4%選民因此改支持民進黨,國旗事件之政治受益者居然非國民黨,自此選民心中國民黨不再享有大陸政策的優勢。

1992年,前美國柯林頓總統曾以It’s the economy, stupid!(笨蛋,問題出在經濟)贏當時在波灣戰爭獲勝,聲勢如日中天的老布希。顯然的經濟問題掩蓋了戰爭勝利所帶來的和平,在台灣也掩蓋了馬英九的和平聲望與兩岸關係的躍進與突破。「李約瑟難題」道盡了中國古代科技文明囿於求取功名的社會氛圍,而無法進一步發展。2012年的《經濟學人》曾以Bumbler一詞形容「馬英九難題」,此道盡了這八年國民黨兩岸政策的委屈,兩岸躍進發展,也自此功虧一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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