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 杜家駒
坐高鐵好不好？如果無緣由的問這句話，大家一定不知道要如何作答，而如果加上一個前提，去高雄坐高鐵好不好，大家就可以提出許多有趣的分析論點，像時間多寡啦，票價高低啦，不過可能還是無法決定到底坐高鐵好不好，還要更深一層的問說，到底去高雄幹嘛等等的問題。因此，怎樣的政治決定是好的，答案可能不在於這個決定的本身，而是這個決定背後的目的。而如果我們認為人類的永續生存是人類的目的（當然，如果你相信蓋亞假說，那麼人類滅絕可能是對蓋亞最好的方式，但是我想這種前提恐怕很難嚴肅的討論下去），那麼支配現代社會環境最重要之兩大支柱為：1.人類有追求發展與進化之本能與需求；2.透過理性之認識，可以促使人類修正其個人以及社會行為，而以較為節省資源（效率）以及成功率較高（效能）之方式來達成前述的發展與進化。
因此，我們就有了一個可以合理比較各種政治選擇的工具，而非各自用無可言喻的意識形態來攻擊或捍衛各種政治選擇。衡諸歷史之演進，人類社會的進步呈現不穩定的三步舞曲的樣態 ，亦即在歷史的長河中，第一步是因為偶然的機會或是知識、技術上的發展，會促使經濟進步，能養活更多的人、把現有的人養的更好，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第二步是因為經濟的進步而招來外部的入侵者或是因為內部階級利益之衝突，他們希望不需要花費成本及努力，就可以獲取經濟進步的果實；第三步，社會為了因應這些衝突與威脅，而會發展出政治、組織以及法律上的種種不同的機制，來禁止或嚇阻這些掠奪行為，保護原有的進步果實。由於人類的經濟進步以及伴隨而來的衝突（不論是內部或是外部），會互相抵銷經濟成長的果實，所以要維持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一個能夠因應當代社會文化的政治法律機制 ，才能確保穩定的成長。換言之，一種設計不良的政治法律機制，不是不足以克服外部的入侵者或是因為內部階級利益之衝突而造成的掠奪，使得經濟成長的果實無法內化成為社會生活之一部分、就是因為太過保守僵硬的設計，使得經濟成長的利用率下降，而阻礙了下一次經濟成長之機會。
而在利用了這些標準做出了政治選擇之後，要用怎樣的包裝來具體施行這個政治選擇就是法律的功用。其中最能將政治選擇與法律包裝完美詮釋的就是德國卑斯麥的社會保險制度。德國卑斯麥當時的政治選擇很簡單，由於無法用資本主義那套理論來發展德國，因此必須選擇一種制度讓德國人民認同政府，所以要支付人民的養老費用，這就必須要增稅擴大財源，但是當時又無法再度提高稅收，這時在法律上就發明的社會保險制度，讓民眾誤認其實沒有增稅，而是讓所有人民都可以享受當時只有有錢人可以有的保險，因而成功地推動了這項政治選擇。
所以對於法律來說，與其糾葛於文字之間，不如先找出它背後的本質以及政治選擇，就能很明瞭法律的是非得失了。例如，在經濟發展下滑的時候，政府想要擴大消費來解決經濟發展的問題，所以很多人認為要制定出所謂的負利率法律，來鼓勵消費，然而讓我們透視負利率的本質，其實他就是一種資產稅，而且是只針對存款的資產稅。因此一個國家如果搞出負利率政策，但同時不增加其他的資產稅（例如土地稅），那麼我們就可以想見這個政策事實上並不會促進消費而是把存款轉換成土地的形式。又如同最近在倡議的國民年金強制繳納或是長照制度，事實上這個的本質都是替政府的支出（國民年金與長期照護）尋找一般負稅以外的金源，而目前這兩種制度的設計，恰恰好是不論任何人都要繳固定金額的制度，在本質上就正如同雍正要用攤丁入畝來搞掉的人頭稅呀。因此任何攻擊人頭稅的說法都可以毫無疑問地用來攻擊這兩個政策。
因此，撇開掉法律華麗的詞藻，我們應該直指核心的洞悉任何法律設計的本旨，以及其所依據的政治選擇。之後再運用邏輯來推導這個政治選擇對於人類永續發展的功效，如此才能理性的分析任何政治決定，而非以感性在一頭熱的情況下暴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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