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國學教育 應打破名師迷思

27 十二月 , 2017  

北京執御書院講師 呂能淵

筆者曾在〈國學教育  將拉大兩岸學力差距〉(http://www.merit- times.com.tw/NewsPage.aspx? Unid=488160)一文中指出,當前大陸民間的富裕階層家庭是如何以重金禮請名師,形塑出帶有濃厚階層壟斷性的國學教育。

雖然這股「國學熱」的風潮已經持續有年,形成了一股看似是復興了中華文化的種種欣欣向榮之風氣,但繁華的表象之下,還是該有更深廣的真假與虛實應當檢討,否則當經濟的繁榮衰退,中國文化的復興夢恐怕將落得空熱鬧一場,於社會文化的提升與學生學問的充實上,實際上一無所得。

許多國學「名師」之所以在市場上擁有高出一般常識的行情,多半都是仗持著自己曾經的「師承」、「學統」,進行自我標榜,在不懂中國學問的人面前渲染自己的價值;出於錮蔽自私,在利益的誘惑下失卻人格的修養與學問上的誠實;為了壟斷利益,將高深學問是統斷為獨家資產、強調一線單傳的珍稀性,等等,並能言善道地提出一些在歷史上其實無法證實的緣由,來鞏固他們妨礙學問的自由、正常發展的妄說,而使得「無師說即無法讀經、不能講學著作」的荒誕說法,竟流佈至今日,迷惑家長與學子,殊乃自愚愚人之論。

其實這種過度重視所謂「師承」,並把師之所說賦予極高權威性的「 師法」觀念的形成,當溯及西漢官府設五經博士及其弟子員,此種有一定員額、固定進入到政府各部門各層級中去的制度,是將政治直接 導入學術教育、並把學術直接與利祿連在一起的專制統治下的工具,師法觀念,遂成為維繫博士教授在政治上的權威的一種思想,早已失卻先秦學術大統的原貌,也盡失五經之所以能為社會之「教戒」 功能的意義。

即使傳統「經學」 在今日的政治上已無明顯的優利作用,卻在經濟利益上帶來了相當好的報酬。因此,或有教授、學者,因國學在近年的行情看漲,遂從原本的西方哲學或西方文學的研究講學轉換跑道,在倉促而無長期功底涵養的情況下投入國學教育;或有無法抵抗沿海城市與重點城市的經濟誘因,而拋棄原先的初衷與家鄉的學子,前來趨附重點城市做商人。

若從這許多趨炎附勢的現象來看,目前國學遍地興起的現象,實是由經濟快速成長而來,並非由社會文化的成熟而來。此為「蓋利祿之然也。」(語出《漢書‧儒林傳》贊),實非中國經典本來的精神面貌,也非真正傳承中國文化的士人風骨。

東漢末年的仲長統,在看盡了荒淫昏亂的權貴,與釜底游魂的知識份子之後,於其所著的《昌言》中提出了「士有三賤」之說,今日讀來,仍能發人省思,他說:「 天下之士有三可賤。慕名而不知實,一可賤;不敢正是非於富貴,二可賤;向盛背衰,三可賤。」賤的意思是沒有人格,仲長統對於沒有人格的士人的歸類描述可以說是明確而具體,這三種具體的徵表,可提供作當今擇師的標準。

希望所有的家長都能明察其實,對教師的人格擁有橫斷的能力,對學問的追求能下一番循名責實的功夫,不要妄聽國學「名師」 的許多不實宣傳,而使欺世盜名之徒得以大行其生財之道,反而害了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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