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為何仍有人堅持用「武漢肺炎」?

9 三月 , 2020  

退休大學教師 衣冠城

今年年初當新冠肺炎病例出現在大陸武漢時,大陸官方及媒體對此一陌生的疾病稱為「武漢病毒行肺炎」或「武漢不明肺炎」,簡稱「武漢肺炎」,台灣也因此沿用此一名稱。而外媒在報導此一疾病時也用Wuhan Virus或China Virus來指稱這種出現在武漢地區的新興疾病。

為了避免對當地居民或特定族群的污名化,醫學界普遍有共識盡量避免使用地名或種族來給疾病命名。2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將此次肺炎正式命名為COVID-19,去掉武漢或中國與此病毒的連結。因此兩岸以及全世界的媒體都開始將這個疾病稱之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簡稱「新冠肺炎」,不再使用有污名化之嫌的「武漢肺炎」。

但遺憾的是,在台灣還是有官方和部分媒體堅持使用「武漢肺炎」一詞,其中甚至還有一些是長期自我標榜進步價值關懷弱勢的媒體。

將近一個月過去,為何這些媒體還不願意改口,其實不是積習難改,而是背後有一些值得省思的地方。

其實命名此一行為背後就隱含權力的支配,當上帝把狗帶亞當面前由亞當命名時,狗並不能表示他喜不喜歡這個名字。不僅僅是權力支配,美國文化學者蘇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一書還指出,疾病不僅僅是一種生理狀態,在文化脈絡中疾病還被隱喻所修飾而變得複雜化。例如19世紀到20世紀初流行的肺結核,被認為是一種與貧困匱乏甚至心志薄弱的疾病。如歌劇《波希米亞人》中窮困的女主角咪咪或是《茶花女》中內心空虛的女主角瑪格利特都是得到這種病。正如加拿大人道主義者醫生白求恩所說的:「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窮人得了它就會死去,而富人卻能活下來。」由於富人可以去療養院靜養條理,所以不但可以存活並且不被看到,所以結核病更容易讓人聯想到貧窮,這並不代表富人可以免疫。

自古以來,許多宗教就把疾病尤其是傳染病視為一種天譴,對人們道德敗壞的懲罰。例如20世紀末的愛滋病,被認為與同性戀有關,在那個對性別議題還相對保守的年代,愛滋患者並僅要忍受絕症帶來的身體病痛,還要承受莫大的道德上的異樣眼光。

從桑塔格開始人們開始注意疾病污名化的問題,除了歷史特定事件,如西班牙流感以外,儘量避免使用地名或種族名,已成為世界的共識。例如唐寶寶(唐氏症兒童)早期被稱為蒙古癡呆症,後來避免對亞洲人的歧視改用最早的研究者英國醫生Dawn來命名。

那麼為何在台灣還有人堅持使用「武漢肺炎」一詞呢?事實上還是對污名化毫不避諱。最早研究污名化的學者是美國社會學家考夫曼,他指出所謂的污名化就是給對方一個不名譽的印記,那個印記損壞了主體的身份(identity),把完整意義上的人貶低為不完整意義的人,把對方變得去人性化( not quite human)。當對方不是與我一樣的人時,對於對方的歧視、排擠甚至消滅就有了正當性,沒有道德的負擔。

當武漢或中國與病毒、肺炎結合在一起時,可以喚起許多隱喻和污名,極權、落後、敵人等等各種負面的詞語。所以持續的污名化才可以繼續貶抑對方,繼續無視他人也是人的事實,即使是滯留武漢的台灣人。

由於對方已經不被視為人,因此,所謂的人道就不會也無須在考量的範圍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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