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疫情見證了台灣的無情? 

24 二月 , 2020  

退休大學教師  衣冠城

清朝學者戴震曾提出「以理殺人」一說來反對宋明理學對人性與情感的禁錮,他還指出這個「理」往往不是一種邏輯論理,更非道德倫常,而只是權力與氣勢,他說:「今雖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處斷一事,責詰一人,莫不輒曰『理』者。……於是負其氣,挾其勢位,加以口給者,理伸;力弱氣懾,口不能道辭者,理屈。」

所謂「占理」不過是以力壓人以氣攝人的恫嚇威逼,非但沒有對話論辯的空間,而那些「口不能道辭者」不僅「理屈」更常常成為犧牲品。他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

此次關於允許陸配子女來台的決策,放棄法律與人道的底線,屈從網路、名嘴的壓力,實在頗似戴震所描述的「以理殺人」。

政府若是依據疫情發展與國家醫療資源做出科學研判,採取相對保守自救的政策尚猶可原。但是上綱到國籍選擇的國族認同,這「民族大義」的大帽一壓,網路也充斥對何謂台灣人何謂愛台灣的敵我界定。這個敵我之分界定誰可以救,誰不可以救,甚至合法入境都不允許。

這個沒有科學根據、法律規範更沒有絲毫人道關懷的「理」,只見自私人性、國族主義與仇恨動員的「理」,已經成為戴震所說的「殺人之理」。

在這個人人一個話筒眾聲喧嘩的時代,加上網路社群媒體商業運作與推算的結果,越是激越的言論,越是能夠被傳播。網路的匿名性使得原本在眾人目光下尚能固守的文明規範蕩然無存,一個在人前斯文有禮的人,回到鍵盤前就成了正義魔人,各種刻薄尖酸、潑糞謾罵的語言百無禁忌。

可恨的是還有網軍帶動風向,整肅異己,黨同伐異,民主政治中可貴的公共討論空間被惡質化,公共政策的討論素質也日漸低劣。而更悲哀的是傳統媒體的疏懶與墮落,放棄了編審的職責與格調,不加調查求證,直接引用網紅或酸民的言論,助長偏執言論的傳播。

在言論自由的大旗下遮掩著道德相對主義與虛無主義,缺乏看待世界的尺度和標準,沒有所謂的「道理」,充其量只是出於個人胸臆之私的「意見」而已,甚至連意見都談不上,而只是憤懣的發洩或對權力的應聲。這些聲音成為一種攝人的氣勢與權力,被美化成了「民意」,成為現代社會具有壓迫性的「天理」。

網民不等於公民,網路留言也不與民意劃上等號。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就指出政治應該是人們在「公共領域」以公民的身份公開討論詰辯、理性論述的結果。

民意也不應凌駕憲政主義之上,憲政自由主義與「不自由的民主」最大的差異就在政府權力限制與人權保障的法律規範上,而不是所謂的「民意」。戴震還指出:「誠見夫詖辭邪說之深入人心,必害於事,害於政,天下披其禍而莫之能覺也。」缺乏全局思考與國家長遠利益的決策,在疫情過後,可能就會見到;害於事、害於政的後患,令人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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