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貿易戰也難救美國

21 六月 , 2018  

環球科技大學生物技術系助理教授 宣仲華

美元為世界儲備貨幣的地位,及唯一超級軍事大國,是戰後美國霸權的兩個核心支柱。細數珍珠港事變後,美國平均30個月向海外派軍一次,其發動海外戰爭的次數,遠超過被醜化為獨裁國家的中國,戰爭已經成為美國國家歷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某方面看起來,戰爭與川普自我吹噓的偉大成正比。

美國看上去是一個一切以正規民主程序運作的民主國家,實則是被經濟精英、政治精英及軍事精英所統治的社會,精英們利用財富掌控統治機構。

隨著蘇聯集團的解體,美國終於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而美國既遵循民主體制又擁有隨時可投射的可怕軍事實力,幾乎可以為所欲為地霸凌全球任何一個不按其規範行事的國家。

美國頻繁的發動戰爭,既要花費大額經費,又要犧牲子弟的性命,代價不可謂不大,有些戰爭又明顯的具有侵略性質,因此他必須以開國的普世價值理想及救世主和教化者的教條為公關說詞,以為其戰爭合法化進行辯護。

台灣有不少政、學界人物,經常以擁抱美國大腿自保、自誇,也不時琅琅上口普世價值,殊不知普世價值的背後是變相的美國式的經濟及思想殖民,因而自己不折不扣就是美國殖民的附庸,還沾沾自喜為民主進步人士。只能說台灣的政、學界精英,怎會墮落到以唯一附庸美國為榮?

回到20世紀30年代,世界爆發了一場經濟大危機,大蕭條暴露了自由放任市場經濟的弊端。曾長期驅動經濟增長的私人與企業的消費和投資熱情全面衰退,一種著重主張以擴大政府支出創造需求,通過政府干預推動經濟增長的凱恩斯主義便應運而生。

20世紀70年代初期,越戰不斷升級,鉅額開支及兩次石油危機,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陷入了高通脹、高失業、低經濟增長的困境。面對「滯脹」,凱恩斯主義政策束手無策。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反對國家對國內經濟的干預、對商業行為和財產權的管制的新自由主義乘勢而起。

新自由主義大力宣揚自由化、私有化及市場化,其產生的一個重大特徵就是收入更加集中於少數特權階層。新自由主義的基本特色,就是不停地擴展,也就是所謂全球化,提倡市場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會自動糾正失控的經濟變局,但其結果卻在為美國的高收入階級增加收入,而不是為促進生產投資,更不是促進社會進步;金融機構興起,貧富差距日漸擴大,終至於2008年爆發金融海嘯。

從皮凱提21世紀資本論引用的一些數據,或許可看出新自由主義的問題所在。美國所得最高前10%佔美國國民所得的份額,從1910-1920年代的45%-50%,來到1950年代不到35%,接著從1970年代不到35%,來到2000-2010年間的45%-50%。由此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盛行的年份,恰好是貧富差距拉大的時段,也剛好是美國海外用兵最頻繁的時刻。

新自由主義獲利最大的是金融精英與軍事精英及其所支持的政治精英,苦的是受薪的中低階層,無怪乎最後美國人會鄙視精英份子,而選出口無遮攔的川普當總統。

比較1930年的大蕭條,及2008年的金融海嘯,在大蕭條時期,當時東方國家在世界的GDP佔比上微乎其微,美國仍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反觀2008年,東方國家的財富已大幅成長。截至2017年,中國的GDP是美國的68%,當財富由西方流至東方,代表的是權力也跟著轉移至東方,錢及權都已式微的美國,要靠現行的遊戲規則自行扭轉頹勢,已經力不從心,這也是G20成立的根本原因。

中國加入WTO後,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最大贏家,美國倡導的體系,自己卻成了體系內的輸家,原本看似不可動搖的美國規範,漸漸地從美國內部開始鬆動。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以美國優先取代曾經一手倡導的全球化,反而製造了不確定性。美國的貿易失衡,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美國要享受儲備貨幣的好處,就得付出貿易逆差的後果。另外就是推行新自由主義,肥了特權階級,當然就把中下階級榨乾。

川普以交易的方式與全球大打貿易戰,是以一己之力對抗全球化,當全球經濟力持續向東轉移,美國選擇單方面貿易霸凌,卻不看自己內部的失衡,結果只會加速終結美國治下的和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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