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文課可以更生活化
許惠琪
教育部26日召開課審大會，《紅樓夢》〈賈探春敏慧興利〉（節選自第56回〈敏探春興利除宿弊，賢寶釵小惠全大體〉）入選高職國文推薦選文。過去《紅樓夢》較常列選文的是〈劉姥姥入大觀園〉（節選自第40回的〈史太君兩宴大觀園，金鴛鴦三宣牙牌令〉），著重在人物形象刻化等小說技巧。而此次選文呈顯的面向除文學技巧外，更藉由探春治家嚴明，理財有道，擴及管理方式、經濟生活等文化面向。
把「國文」從「純文學」展延為「文化」，是個值得鼓勵的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傳統法律文化的研究、教學，在大學中文系及中學國文，較少受到重視，或可加強。
《紅樓夢》第15回〈王鳳姐弄權鐵檻寺，秦鯨卿得趣饅頭庵〉大意是說，王熙鳳收受饅頭庵老尼靜虛轉交的三千兩銀，逼死一對苦命鴛鴦雙雙殉情。做了有損陰德之事，鳳姐卻對靜虛說：「你是素日知道我的，從來不信什麼陰司地獄報應的，憑是什麼事，我說要行就行。」這反映佛教或民間信仰的「應報觀」並未深入世俗生活。
相反地，西方基督教《新約聖經‧羅馬書》第12章第19節說：「親愛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載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西方法律即便仍有康德、黑格爾的應報思想，但基督教文明對社會有深遠的支配力。末世審判的說法，讓人相信報復一事，應留待上帝，而非人間的法律。但在中華文化下，俗世社會由儒家主導，佛教因果報應無法像基督教般發揮深遠影響力，報仇倚賴人間的法律。所以多數人很難放棄法律的報復色彩。所以韋伯說，中華法系的特色，是用俗世法律，處理超世問題。
刑罰的正當化基礎有二，一是「目的論」。二是「應報理論」。「目的論」認為，刑罰的意義在預防犯罪，藉由施予刑罰，使行為人日後不敢再犯（特別預防），也對潛在犯罪者，產生威嚇作用（一般預防）。「應報理論」簡言之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正義觀，帶有復仇的色彩。當代受自西方的主流刑事思潮，不強調「應報理論」而傾向「目的論」。
因此，關於鞭刑是否能嚇阻酒駕、性侵等重罪，刑事專家多從定罪論、查獲率、行為人再社會化之可能性，以及刑罰的邊際遞減效應，說明重刑政策無法預防犯罪。但這僅能解決「目的論」層次的問題。深植人心的「應報觀」卻很難被放棄。所以11月底新北市中和發生縱火事件，侯友宜及死者家屬都表示，兇手不判死對死者交代不過去。
報復觀在中華法系很受承認。《春秋》「桓公十八年」（公元前694年）記載戰國時最聳動的國際緋聞。故事要從「齊大非偶」這個典故說起，齊國公主文姜艷冠群芳，卻遭鄭國太子婉稱「齊大非偶」，不敢高攀辭婚，文姜遭退婚之辱而重病，同父異母的兄長諸兒每往內室安慰，兄妹宮帷穢亂之事，被父親齊僖公識破，急著將文姜嫁往魯國桓公；後來諸兒繼位為齊襄公，為便於兄妹長享合歡之樂，派大力士擊殺魯國桓公。
宋代學者呂祖謙《東萊博議》「魯莊公圍郕」一條，認為，齊襄公乃魯莊公殺父仇人，不共戴天，又兼違背盟約，報仇乃天地間最正義之事，即便魯弱齊強，魯莊公極可能因報復而死於仇敵，也當在所不惜。《元史‧刑法志四》甚至明文承認因報仇而殺人，無罪。
中西法律文化差異，可通過國學經典加以梳理。當今不論大學中文系的研究或中學國文教學，都大量引入跨領域視角，例如：以精神醫學分析《紅樓夢》12金釵性格；以建築學賞析晚明園林文學之美；以心理學談傳統禮俗。但面對國法與民情違背的當下，傳統法文化的研究，竟如此之少，這議題的切要性，不下於其他。設「法」活化傳統學術，或許比爭執《紅樓夢》為文言或白話選文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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