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事評論

「陳教授」變了嗎?

12 十月 , 2020  

退休大學教師  衣冠城

最近農委會主委為開放帶有瘦肉精的美豬進口大力護航,被人發現他曾在2013年的當大學教授並積極參與農運時曾大力反對開放美豬,說「死也要擋」,如今換了位子就換了腦袋,立場大幅轉變,讓人驚嘆,陳主委打臉陳教授。

華人社會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重用知識分子,藍綠皆然,而民進黨特別喜歡起用社會運動出身、立場鮮明的學者。然而,當這些學者位居廟堂之上而背棄往日街頭戰友時,更顯得諷刺。

陳吉仲不是立場反覆的「陳教授們」中唯一的一個,相信他也不會是最後一個。為何這些學者一旦掌握權柄就變樣了呢?

關於學術與政治的關係,闡述的最為深刻的是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ber),他曾發表兩篇分別題為〈以學術作為志業〉和〈以政治作為志業〉的學術演講。他指出,學術與政治各自有不同的邏輯與追求,從事其中一項都要弄清楚箇中差異。

韋伯認為,學術是一項專業化的事情,僅有熱情是不夠的。做學術工作或者說是從事科學研究意味著永無止境的知識探索,因為一個問題的解決可能會引發更多的問題,因此會有令人感到拔劍四顧心茫茫的在黑暗中摸索的獨行時刻,所以從事學術工作必須要耐得住寂寞。

此外,學術工作者在傳授和研究知識時必須保持價值中立,教師只是知識的搬運工不是先知,他們通過專業化的研究,進行事實之間的思考,不傳播特定價值,不為政治服務。簡言之,學術在追求真理,並服從真理,成為真理的僕人。

但是政治則不然,韋伯指出:「政治就是指爭取分享權力或影響權力分配的努力。」也就是說,政治在追求權力,與學術不同。政治既然攸關資源的分配就必然涉及價值問題,握有權力者必須思考兩種倫理一種是「信念倫理」,一種是「責任倫理」,韋伯認為好的政治人物必須努力同時兼顧這兩種倫理。政治家必須有目標追求並意識到自己行為後果的責任,真正發自內心地感受著這一責任。當必須承擔責任時,勇敢地表明:「這就是我的立場,我只能如此。」唯有將兩者結合在一起,才能成為一個能夠擔當「政治使命」的人。

簡言之,政治在追求權力,但不該耽戀在權力本身,而是要利用權力實踐信念並為行動結果負責。

當知識的搬運工太苦、太寂寞了,遠不如在街頭作一名先知享受群眾的崇拜來的過癮。許多學者在未從政之前就已經是權力的「臣子」,而且他們也甘心去扮演這樣的角色。他們為政治人物出謀劃策,逐漸也成為了政治的參與者,並且逐漸將政治由副業變成了主業,成為了職業政客。

所以他們不是前後不一,立場飄移,而是真理僕人的外衣下,早已是權力的臣子,他們追求的不是真理,而是赤裸裸的權力。在以學術為業時,早就把政治當昨唯一的志業了。這樣的學術就再也不是為了知識服務,而是為權力服務。

當這些追逐權力的學者從政後,享受了權力的滋味,自然更不會堅定立場,因為他們的學術不是基於真理,他們的信念不是目標的實踐而是權力本身,自然也就沒有責任的問題。他們的知識與信仰隨時可以隨著所謂的「時空環境」、政黨立場、官位大小而做改變。

所以「陳教授們」變了嗎?他們內心的渴望也許是始終如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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